“听说头部主播正在被严查。”
日前“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”的消息一出,舆论哗然,一位与带货主播合作过的商家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。
据《郑州晚报》报道,日前,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运用大数据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,加大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征管力度,追征一名网红的662.44万元税款收入国库。662.44万元中,含补交税款634.66万元,含滞纳金27.78万元。目前,这名纳税人分15笔结清了税款。
在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大对网红、明星等查税力度后,这是网红公开补税的首个案例。网红一词天然吸睛,加之巨额的税款,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。
普通人好奇,这位被追征600多万元税的网红是谁?网红能挣这么多钱,这个群体是怎么交税的?有哪些惯用的避税和逃税方式?
而对于主播群体,一个郑州网红被查税了,其他人闻风而动,他们讨论着,“郑州查税事件”是网红补税的个例,还是网络主播“补税风暴”的前奏,会对网红主播群体产生何影响?
记者通过与多位业内人士交流,试图回答这些问题。
01
网红是怎么交税的?
“光补税就交了600多万,这是赚了多少钱!”“我一辈子都赚不到662万元,而这只是一个网红的税款。”
“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”的热搜话题下,网友最好奇的就是当网红能赚多少钱的问题,纷纷根据税额计算起了收入。
其实网红主播按收入类型分,有靠带货赚取坑位费和佣金收入的带货主播,有拿打赏收入的秀场主播,还有赚软性广告植入的内容型主播。但不管是靠什么方式赚钱的主播,如果按照个人工资薪金、劳动报酬所得缴税,收入超过96万元以后的部分,将适用45%最高边际税率。
再结合《郑州日报》报道中提到的,“在通过‘自然人电子税务局’平台对汇缴欠税数据的例行监测中,该局税政二股在系统内查询到,文化路税务分局有一笔2020年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。”不难判断,这名网红主播662万的税款,对应的至少是千万以上的个人年收入。
多位业内人士判断,这大概率是某个平台相对头部的主播。一位快消品牌负责人赵齐告诉记者,并非如市场猜测的是“带货主播”,这位网红是秀场主播的可能性更高。
赵齐结合这位主播的收入体量和地区推测,“普通的带货主播赚不了这么多钱,高收入的带货主播,基本都集中在杭州、上海一带。这个网红在郑州,郑州确实没有这种量级的带货主播存在。如果是秀场主播,收入达到这个量级也就不稀奇了。”
应该对收入如此高的网红主播如何征税,也是网友们关注的话题。
如何缴纳税款,是由主播和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决定的。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李圣律师表示, 如果主播以个人独立的身份在平台工作,与平台之间是劳务关系,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按照劳务报酬进行代扣代缴。如果主播签订了劳动协议,作为员工身份进行直播,则按照劳务报酬所得扣缴个税。
不过,高收入主播基本都会做税收筹划。
头部网红主播和明星同属于高收入群体,收入动辄百万、千万甚至上亿,很容易适用最高45%税率,也就是100块钱收入就意味着要交45块钱的税。李圣表示,高收入主播显然会避开雇佣关系下的缴税方式,与平台选择另一种合作关系——设立以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形式的工作室。
这种操作下,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,仅适用最高35%个税税率,足足少了10个百分点。再加上有些地方对于工作室采取的核定征收,按照毛收入给予一个很低的税率,实际税负会更低。但他强调,从税法来讲,是个人收入就按个人收入缴税,是公司收入就应该按照公司收入缴税,不能为逃避纳税义务,故意转换收入主体。
据财政学博士、河北金融学院讲师臧建文总结,高收入主播群体逃避税款的方式,以改变收入的性质居多,将雇佣所得转变为经营所得,把劳动合同变为劳务合作形式。
因此,成立个人独资企业、结合地方政策在税收洼地园区设立公司合理避税,已经是主播这类高收入群体的常规操作。“某些产业园区、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,将个人所得税的地方分享的部分,部分或者全额返还给缴纳者的情况的确存在。”
02
各类网红如何避税、逃税?
在“郑州网红”事件发酵期间,网络上流传着一份“避税方案”,称该网红如果采用了“避税方案”,其交税比例可能更低,实际收入也相应更高。
的确,主播因为行业的特殊性,还有一些“潜规则”的避税甚至是逃税方式。我们从游戏主播、秀场主播、带货主播三个类型来分析。
赵齐曾深度参与过某游戏直播平台的运营。他透露,当时平台上的游戏主播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方式逃税。
第一种方式是“阴阳合同”。表面上,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份相对低薪的合同,但薪资的大头是以现金方式结算。
第二种方式,让主播自己找一家公司,平台与这家公司合作,以业务往来的名义输送利益。
第三种方式是让主播注册个体工商户(依法经核准登记,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者家庭),平台以采购服务或其他项目的名义与主播结算,主播纳税税率低;或是,让主播自己找发票,平台以主播是员工的身份报销给主播。
“我们平台的游戏主播一个月收入几十万,平台在给主播发工资的时候,都是用这类操作帮主播避税。”赵齐回忆,在游戏直播处于风口的2016年,这种操作尤其常见。彼时,资本疯狂入局,游戏直播平台为了抢夺稀缺的游戏主播,不得不开大价钱抢人。
赵齐所在的平台,游戏主播一个月只有两三万块的打赏,这笔收入根本留不住人,平台基本都会给头部主播开几十万的月薪,“可这些主播都不愿意交税,认为这笔税不该他们出”。最后,主播和平台博弈的结果是,帮助他们用上述方式避税,“后来在游戏直播圈演变成不成文的规定”。
在秀场直播模式下,主播主要收入来自打赏,而打赏交易是走平台的,可避税的空间较小。
赵齐分析,一方面,秀场主播的稀缺性不如游戏主播,另一方面,秀场是更成熟的商业模式,平台通常不会给头部主播高薪资,一般是给流量方面的扶持。
凡事都有例外,同时他也提到,在秀场主播阵营里,当主播的议价能力足够强,也会走上游戏主播那条路,平台不主动帮忙,但可能会默许某些逃税行为。
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,在主播圈子里,带货主播的避税空间最小。
“阴阳合同”、“现金结算”的方式,在带货主播身上并不适用。赵齐提到,移动支付可以追溯、双方是实名的,现金具有匿名性,这在实际操作中就涉及到信任的问题。
由于带货产业集中在杭州、上海,但绝大多数生产厂家并不在此,加之直播带货兴起时间不长,导致上游和下游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基础,因此没有办法进行现金交易。
不过,用个体工商户名义去注册店铺的方式,对于带货主播是可行的,而且部分平台也是鼓励的。“如果用公司注册,增值税税率是13%,用个体户注册,可以享受到个人经营所得税核定征收的政策,税率可以减少10个点。现在抖音上大量店铺都是以个体户的名义注册的。”赵齐称,个体户不用缴那么多税,就可以把这部分成本补偿给主播,这是平台帮助商家和主播两边都赚钱的方式。
整体而言,电商主播的交易都发生在电商和直播平台上,数据公开可查、相对透明,逃税难度较大。
直播购物APP开菠萝创始人王冉提到,头部带货主播有自己谈供应链的能力,没有那么依赖平台,但绝大多数中小带货主播都是依托于平台,选品和交易都发生在平台上,因此偷逃税款的可能性较小。不过部分小主播会挂一些非平台商品的链接出售,“这些商品来路不明,就不好说了。”
03
主播以后还敢“吹”GMV吗?
“郑州查税事件”,是网红补税的个例,还是一场网红“补税风暴”的前奏?
9月18日,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,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,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。
9月28日,国家税务总局表示,税务部门抽查发现,有两名带货主播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,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,涉税金额较大,已被立案侦查。
疯狂快跑的直播电商行业、高收入的头部主播必然会成为查税的重点对象。
艾瑞咨询研究报告显示,2020年,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1.2万亿元,年增长率为197.0%,预计未来三年年均复合增速为58.3%,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将超4.9万亿元。截至2020年底,行业内主播的从业人数达123.4万人。上述业内人士透露,在各平台,年收入过百万、收入上千万甚至过亿的主播,至少几千人。
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带货主播尤其是头部带货的收入量级比较容易估算,且提供了计算方式。带货主播的收入主要包括坑位费、佣金两部分。
先算坑位费部分。以薇娅为例,一年365天约有300天上播,一晚有40-50个坑位,按照其中有30个坑位收费、平均坑位费10万元计算,薇娅一天的坑位费有300万,300天就是9个亿。
再算佣金部分。赵齐透露,不同品类的佣金不同,一般在10%-35%之间。消费领域里,一般酒水饮料的佣金最高,3C电器类的佣金最低,价格越透明的产品,佣金比例越低;佣金也与品牌大小有关,大品牌一般给5%-10%的佣金,而小品牌愿意给更高佣金。
薇娅直播间2020年的总销售额是310亿元,按照平均数20%的佣金计算,其佣金收入是6.2亿元左右。“薇娅、李佳琦这种量级的主播,GMV里的退款部分已经很少了,而且当场直播结束后的退款和主播没有关系,不影响其佣金收入。”赵齐补充道。
某电商平台负责人瞿江对记者分析,薇娅的个人收入应该在10亿元上下。当然,这些钱还不包括薇娅的微博、微信的广告收入以及谦寻其他明星、达人赚的钱。
话说回来,瞿江认为,薇娅、李佳琦这种超级主播,背后的公司无论是美ONE还是谦寻,都已经资本化运作了,逃税成本太高,大概率不会因此自断前途。
“隐患大概率发生在行业里一些中腰部主播、夫妻店运作的小主播身上,他们的财务是否合规,要打一个问号。”瞿江表示,在国家税务总局表明“对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,可以依法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予处罚”的前提下,带货主播可能会出现秀场主播在2016年时大规模补税的场面。
随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力度加大、税务部门技术征管手段升级,针对主播群体的税收监管也会随之升级,主播可钻的漏洞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。臧建文还对记者提到,主播因其线上交易的特殊性,反而更便于税务部门征收;当头部主播群体成为查税重点对象,也会扼制“刷业绩”之风,“吹牛也得交税”,某种程度上也会扼制一味夸大GMV的风气。
王冉表示,主播行业的发展,就像当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一样,直播将从最初的个人站点,规范到以企业官方站点为主。查税会让整个主播生态趋于良性发展。
日前“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”的消息一出,舆论哗然,一位与带货主播合作过的商家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。
据《郑州晚报》报道,日前,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运用大数据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,加大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征管力度,追征一名网红的662.44万元税款收入国库。662.44万元中,含补交税款634.66万元,含滞纳金27.78万元。目前,这名纳税人分15笔结清了税款。
在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大对网红、明星等查税力度后,这是网红公开补税的首个案例。网红一词天然吸睛,加之巨额的税款,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。
普通人好奇,这位被追征600多万元税的网红是谁?网红能挣这么多钱,这个群体是怎么交税的?有哪些惯用的避税和逃税方式?
而对于主播群体,一个郑州网红被查税了,其他人闻风而动,他们讨论着,“郑州查税事件”是网红补税的个例,还是网络主播“补税风暴”的前奏,会对网红主播群体产生何影响?
记者通过与多位业内人士交流,试图回答这些问题。
01
网红是怎么交税的?
“光补税就交了600多万,这是赚了多少钱!”“我一辈子都赚不到662万元,而这只是一个网红的税款。”
“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”的热搜话题下,网友最好奇的就是当网红能赚多少钱的问题,纷纷根据税额计算起了收入。
其实网红主播按收入类型分,有靠带货赚取坑位费和佣金收入的带货主播,有拿打赏收入的秀场主播,还有赚软性广告植入的内容型主播。但不管是靠什么方式赚钱的主播,如果按照个人工资薪金、劳动报酬所得缴税,收入超过96万元以后的部分,将适用45%最高边际税率。
再结合《郑州日报》报道中提到的,“在通过‘自然人电子税务局’平台对汇缴欠税数据的例行监测中,该局税政二股在系统内查询到,文化路税务分局有一笔2020年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。”不难判断,这名网红主播662万的税款,对应的至少是千万以上的个人年收入。
多位业内人士判断,这大概率是某个平台相对头部的主播。一位快消品牌负责人赵齐告诉记者,并非如市场猜测的是“带货主播”,这位网红是秀场主播的可能性更高。
赵齐结合这位主播的收入体量和地区推测,“普通的带货主播赚不了这么多钱,高收入的带货主播,基本都集中在杭州、上海一带。这个网红在郑州,郑州确实没有这种量级的带货主播存在。如果是秀场主播,收入达到这个量级也就不稀奇了。”
应该对收入如此高的网红主播如何征税,也是网友们关注的话题。
如何缴纳税款,是由主播和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决定的。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李圣律师表示, 如果主播以个人独立的身份在平台工作,与平台之间是劳务关系,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按照劳务报酬进行代扣代缴。如果主播签订了劳动协议,作为员工身份进行直播,则按照劳务报酬所得扣缴个税。
不过,高收入主播基本都会做税收筹划。
头部网红主播和明星同属于高收入群体,收入动辄百万、千万甚至上亿,很容易适用最高45%税率,也就是100块钱收入就意味着要交45块钱的税。李圣表示,高收入主播显然会避开雇佣关系下的缴税方式,与平台选择另一种合作关系——设立以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形式的工作室。
这种操作下,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,仅适用最高35%个税税率,足足少了10个百分点。再加上有些地方对于工作室采取的核定征收,按照毛收入给予一个很低的税率,实际税负会更低。但他强调,从税法来讲,是个人收入就按个人收入缴税,是公司收入就应该按照公司收入缴税,不能为逃避纳税义务,故意转换收入主体。
据财政学博士、河北金融学院讲师臧建文总结,高收入主播群体逃避税款的方式,以改变收入的性质居多,将雇佣所得转变为经营所得,把劳动合同变为劳务合作形式。
因此,成立个人独资企业、结合地方政策在税收洼地园区设立公司合理避税,已经是主播这类高收入群体的常规操作。“某些产业园区、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,将个人所得税的地方分享的部分,部分或者全额返还给缴纳者的情况的确存在。”
02
各类网红如何避税、逃税?
在“郑州网红”事件发酵期间,网络上流传着一份“避税方案”,称该网红如果采用了“避税方案”,其交税比例可能更低,实际收入也相应更高。
的确,主播因为行业的特殊性,还有一些“潜规则”的避税甚至是逃税方式。我们从游戏主播、秀场主播、带货主播三个类型来分析。
赵齐曾深度参与过某游戏直播平台的运营。他透露,当时平台上的游戏主播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方式逃税。
第一种方式是“阴阳合同”。表面上,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份相对低薪的合同,但薪资的大头是以现金方式结算。
第二种方式,让主播自己找一家公司,平台与这家公司合作,以业务往来的名义输送利益。
第三种方式是让主播注册个体工商户(依法经核准登记,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者家庭),平台以采购服务或其他项目的名义与主播结算,主播纳税税率低;或是,让主播自己找发票,平台以主播是员工的身份报销给主播。
“我们平台的游戏主播一个月收入几十万,平台在给主播发工资的时候,都是用这类操作帮主播避税。”赵齐回忆,在游戏直播处于风口的2016年,这种操作尤其常见。彼时,资本疯狂入局,游戏直播平台为了抢夺稀缺的游戏主播,不得不开大价钱抢人。
赵齐所在的平台,游戏主播一个月只有两三万块的打赏,这笔收入根本留不住人,平台基本都会给头部主播开几十万的月薪,“可这些主播都不愿意交税,认为这笔税不该他们出”。最后,主播和平台博弈的结果是,帮助他们用上述方式避税,“后来在游戏直播圈演变成不成文的规定”。
在秀场直播模式下,主播主要收入来自打赏,而打赏交易是走平台的,可避税的空间较小。
赵齐分析,一方面,秀场主播的稀缺性不如游戏主播,另一方面,秀场是更成熟的商业模式,平台通常不会给头部主播高薪资,一般是给流量方面的扶持。
凡事都有例外,同时他也提到,在秀场主播阵营里,当主播的议价能力足够强,也会走上游戏主播那条路,平台不主动帮忙,但可能会默许某些逃税行为。
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,在主播圈子里,带货主播的避税空间最小。
“阴阳合同”、“现金结算”的方式,在带货主播身上并不适用。赵齐提到,移动支付可以追溯、双方是实名的,现金具有匿名性,这在实际操作中就涉及到信任的问题。
由于带货产业集中在杭州、上海,但绝大多数生产厂家并不在此,加之直播带货兴起时间不长,导致上游和下游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基础,因此没有办法进行现金交易。
不过,用个体工商户名义去注册店铺的方式,对于带货主播是可行的,而且部分平台也是鼓励的。“如果用公司注册,增值税税率是13%,用个体户注册,可以享受到个人经营所得税核定征收的政策,税率可以减少10个点。现在抖音上大量店铺都是以个体户的名义注册的。”赵齐称,个体户不用缴那么多税,就可以把这部分成本补偿给主播,这是平台帮助商家和主播两边都赚钱的方式。
整体而言,电商主播的交易都发生在电商和直播平台上,数据公开可查、相对透明,逃税难度较大。
直播购物APP开菠萝创始人王冉提到,头部带货主播有自己谈供应链的能力,没有那么依赖平台,但绝大多数中小带货主播都是依托于平台,选品和交易都发生在平台上,因此偷逃税款的可能性较小。不过部分小主播会挂一些非平台商品的链接出售,“这些商品来路不明,就不好说了。”
03
主播以后还敢“吹”GMV吗?
“郑州查税事件”,是网红补税的个例,还是一场网红“补税风暴”的前奏?
9月18日,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,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,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、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。
9月28日,国家税务总局表示,税务部门抽查发现,有两名带货主播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,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,涉税金额较大,已被立案侦查。
疯狂快跑的直播电商行业、高收入的头部主播必然会成为查税的重点对象。
艾瑞咨询研究报告显示,2020年,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1.2万亿元,年增长率为197.0%,预计未来三年年均复合增速为58.3%,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将超4.9万亿元。截至2020年底,行业内主播的从业人数达123.4万人。上述业内人士透露,在各平台,年收入过百万、收入上千万甚至过亿的主播,至少几千人。
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带货主播尤其是头部带货的收入量级比较容易估算,且提供了计算方式。带货主播的收入主要包括坑位费、佣金两部分。
先算坑位费部分。以薇娅为例,一年365天约有300天上播,一晚有40-50个坑位,按照其中有30个坑位收费、平均坑位费10万元计算,薇娅一天的坑位费有300万,300天就是9个亿。
再算佣金部分。赵齐透露,不同品类的佣金不同,一般在10%-35%之间。消费领域里,一般酒水饮料的佣金最高,3C电器类的佣金最低,价格越透明的产品,佣金比例越低;佣金也与品牌大小有关,大品牌一般给5%-10%的佣金,而小品牌愿意给更高佣金。
薇娅直播间2020年的总销售额是310亿元,按照平均数20%的佣金计算,其佣金收入是6.2亿元左右。“薇娅、李佳琦这种量级的主播,GMV里的退款部分已经很少了,而且当场直播结束后的退款和主播没有关系,不影响其佣金收入。”赵齐补充道。
某电商平台负责人瞿江对记者分析,薇娅的个人收入应该在10亿元上下。当然,这些钱还不包括薇娅的微博、微信的广告收入以及谦寻其他明星、达人赚的钱。
话说回来,瞿江认为,薇娅、李佳琦这种超级主播,背后的公司无论是美ONE还是谦寻,都已经资本化运作了,逃税成本太高,大概率不会因此自断前途。
“隐患大概率发生在行业里一些中腰部主播、夫妻店运作的小主播身上,他们的财务是否合规,要打一个问号。”瞿江表示,在国家税务总局表明“对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,可以依法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予处罚”的前提下,带货主播可能会出现秀场主播在2016年时大规模补税的场面。
随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力度加大、税务部门技术征管手段升级,针对主播群体的税收监管也会随之升级,主播可钻的漏洞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。臧建文还对记者提到,主播因其线上交易的特殊性,反而更便于税务部门征收;当头部主播群体成为查税重点对象,也会扼制“刷业绩”之风,“吹牛也得交税”,某种程度上也会扼制一味夸大GMV的风气。
王冉表示,主播行业的发展,就像当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一样,直播将从最初的个人站点,规范到以企业官方站点为主。查税会让整个主播生态趋于良性发展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上一篇: 马春娥夫妻瞄准AI医疗影像,创业成功上市
下一篇: 中介熬不住了,字节“抄底”的好时机来了?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