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,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。
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,潮汕是个特别的存在。虽处东南一隅,却举国皆知:这里不仅走出了李嘉诚、黄光裕、马化腾等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,顶尖富豪更是比比皆是,如华人置业的刘銮雄、宝能集团的姚振华、星河控股的黄楚龙等。
潮汕人不仅在国内牛气,还将业务延伸到了世界各地。在泰国,整个国家的经济,几乎都被潮汕人所垄断,陈弼臣、谢国民、苏旭明3位潮商,先后登上泰国首富的宝座;在新加坡,“涂料大亨”吴清亮多次蝉联新加坡富豪榜;除了东南亚,包括欧洲、加拿大等地,华人首富亦出现过潮汕人的身影。
要知道,潮汕地区自古就是“省尾国角”,只有潮州、汕头(经济特区)、揭阳及汕尾4个城市,边缘得不能再边缘,却源源不断诞生了无数商界巨头。
若按正常发展规律来说,潮汕应该财力独霸一方,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。单就2020年广东省GDP来说,潮汕地区可谓惨不忍睹,四市GDP总值占全省比例越来越低,远远落后。
曾经一度,拼搏、团结、精明,被视作潮商成功的底色。高光之下,这些特质的B面难免被忽略,即投机、排外、取巧,直到问题被日渐放大。
可以说,潮汕的衰落,冥冥中早已埋下伏笔。
【如何创业,请关注创业信息网】
01
独特的商业裙带,是把无形的双刃剑
《潮汕赋》中写:“八俊七贤今再现,潮人商贾遍大千。”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断代的大商帮,千年潮商的生命力不可小觑。
从地理位置上来说,潮汕地区(旧称潮州府)三面环山,一面环海,使得潮汕与外界隔离开来,具有很强的孤立性。
虽说耕地少而涝灾多,潮汕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。特殊的自然环境下,潮汕人顺理成章地走向海外贸易,以求谋生。
但哪里有商船,哪里就有海盗。从明朝初年到晚明,海盗日益猖獗,潮汕人饱受其苦,在海防不牢的时代,想要自保,唯有团结。
最终,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宗族,成了反击战的天然力量,且防务收效甚大,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中,潮汕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处于正向状态。于是,利用宗族抵御外部风险,成了潮汕人牢记的生存策略。
除了规避灾祸,宗族最核心的作用在于“做生意”。潮商起步的年代,市场尚不健全,宗族内牢固的家族关系,无疑是商业伙伴的最佳选择。
此外,宗族还能为潮汕人提供必要的商业资本。潮汕的大部分企业,在旺季来临需要增资扩产时,第一时间并不是前往银行办理贷款,而是直接找本村宗族组织的标会渡过难关。
背靠整个宗族势力,做起事来自然如虎添翼。以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为例,其在创办国美初期,以及后来成功争夺国美控制权,正是借助家族集资的力量。
再说到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万宝之争”,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收购万科股票时,各地潮汕会长毫不避讳公开表示支持,前后历经五次大反转,足见潮汕商人抱团之厉害。
然而,凡事都有两面性。依赖宗族关系文化的另一个结果是,潮汕地区社会、政府和市场充斥着家族化和血缘化,潮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,裙带关系成风,腐败大量滋生。
曾是广东揭阳“金名片”的康美药业,就酿出了A股史上最大造假舞弊案。2018年底,证监会日常监管时发现,康美药业财务报告真实性存疑,当即开展立案调查。
乱了阵脚的康美药业只得披露公告,称公司账实不符,各项差错金额合计903.01亿元,货币资金凭空蒸发近300亿元。
惊天大雷被曝出后,负面新闻接踵而来,康美股价暴跌,股民哀鸿遍野。而就在康美药业崩盘的同时,还有多家本地股票一起暴跌且走势相似,比如皇庭国际、盛迅达、达安基因等,实控人均是潮汕籍,相互之间业务还有重叠,业内调查认为,这几只股票正是由潮汕帮联合坐庄操纵。
此后的调查也证明,康美药业从上市之初起就猫腻重重。2000年至2015年,创始人马兴田先后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、广东省委原书记万庆良、广东省食药监局原处长蔡明等,令其为康美大开方便之门,内幕交易让人唏嘘。
康美药业的丑闻,不过是潮汕经济的缩影之一。此前,潮汕还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特大“骗税案”。
2000年8月,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潮阳、揭阳普宁,一个巨大的黑洞呈现在公众面前:潮阳、普宁的1000多户出口企业,竟有98%以上存在违法犯罪。据不完全统计,两地共虚开增值税发票8.8万本,虚开税额223亿元,涉嫌骗税42亿元。
精明过头的潮汕人,在播撒着“灰色经济”的种子,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,也透支着自身的信用。
02
机关算尽万事空,潮汕企业发展堪忧
玩火必自焚,市场的反击是迅速而残酷的。
据新华社报道,汕头“骗税案”案发后,全国共18个地区向所属企业下发通知,提出不和汕头、揭阳做生意,不少属意汕头的企业连夜外迁,汕头的招商引资工作近乎搁置。
更为严重的是,由于这场风波影响了半个中国的经济秩序,“潮商”这个曾经的金字招牌成了“过街老鼠”,连守法的企业也跟着一块倒霉,倒闭潮随即蔓延开来。
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中最为发达的汕头,从此一落千丈。2000年,汕头被厦门赶上并甩开了一段距离,当年汕头的GDP为476.97亿元,厦门为501.87亿元;2006年,汕头又被珠海赶超,该年汕头GDP为737.38亿元,珠海则为753亿元。
到2020年,深圳、厦门、珠海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7670.24亿元、6384.02亿元、3481.94亿元,汕头仅为2730.58亿元,差距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诚然,潮汕人天生对商业敏感,且整体成功欲非常强烈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技术出身,只得跻身于陶瓷、电器、服装、加工贸易等门槛并不高的行业,因而普遍缺乏工匠精神,鲜有竞争壁垒。
野心驱使下,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换取高收益,A股上市便成了上上之策。典型如群兴玩具,公司年景最好时,年利润不过5000多万,玩具停产反而一个壳都能值几十亿,钱来的如此容易,谁还愿意坚守处于红海的主业。
在一系列拼命式的补税、冲业绩等花样手段下,成功上市后的潮汕多家本土公司,便迫不及待玩起了资本游戏。
金刚玻璃连收购对象都没有准备好,就欲趁大牛市收割韭菜;文化长城收购完成迟迟不给钱,微型供应商却占用公司巨额财产;太安堂大兴土木打造旅游小镇,账上累积了20多亿固定资产,却在年报业务中对旅游产业只字不提。
越是急功近利,越是欲速不达。因为收购计划最终未获审批,加上管理层无心经营,如意算盘落空的金刚玻璃持续高开低走,不仅股价跌破发行价,业绩更是连年亏损,多名董事因信披违规被刑拘调查。
大跃进的太安堂自食苦果,债台高筑。2017年时,太安堂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仅为7695.52亿元,却拿出了3.40亿元投资特色小镇;2018年度,潮州市太安堂小镇投资有限公司亏损2154.28万元,太安堂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确认了431.30万元的投资损失。
今年4月,太安堂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,预计当期归母净利润亏损5900万元~6800万元,亏损原因是“经营资金投入不足,销售收入下滑,而固定性费用及财务费用居高”。
慌不择路的太安堂,只得频繁质押、减持股权来求得生机。就在最近,太安堂发布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,出售医药电商“康爱多”47.35%的股权,即便如此,太安堂也再难回到巅峰。
据菜头才财经统计,如今潮汕本土46家A股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,只怕连“胶几人”(方言:自己人)都看不过去——造假、卖身、巨亏,剔除10家上市时日尚短的,有24家自上市至今、或超10年股价未涨,真实演绎“上市即下坡”的反转剧情。
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极致的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风气下,潮汕的大起大落,几乎是必然结局。
03
劳动力流失严重,后劲不足前途难料
雪上加霜的是,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《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》中,潮汕四市已沦为三线乃至四线城市。
城市活力缺乏又带来恶性循环,劳动力迅速流失。以揭阳为例,2020年末,揭阳户籍总人口711.19万人,人口普查常住人口557.78万人,比2019年末的常住人口(610.50万人)少8.6%,也就是超50万人。
与之对应的,是如火如荼的“全国抢人战”,随着生育率的连年降低,人口结构日渐失,争取现存劳动力,成为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。
人口是基本面,人才是动能,人才多,发展更高效,倘若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才,就要拼人口基数,否则就是坐以待毙,这种生存压力,是悬在潮汕地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即便潮汕能者再多,也架不住牛人总爱往异地谋财。因为和深圳离得近,很多潮汕人涌过去捞世界,在深圳有300多万潮人,占了整个深圳人口的近四分之一。
有数据显示,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,有近40%为潮汕人所投资,而在深圳早期的房地产界,潮汕籍企业家也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深圳地产圈的“江湖地位”。
然而,自相矛盾的现象是,潮商大佬们却鲜少在本土有实质性的投资反哺行动,大多是慈善捐款,如修建学校、医院、祠堂等。也许,从实际角度考量,在他们眼里,“故乡”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回报地。
倒是有个不为大众熟知的插曲,李嘉诚曾试图大举投资过潮汕地区。早在90年代,李嘉诚在汕头建了3个发电厂,但这个电力项目却闹得差点对簿公堂,李嘉诚还想过建设汕头的安居工程,最后却是撤资收场。
复盘潮汕经济,汕头有仿制服装、化工塑料等传统优势产业,但这些产业发展至今,仍没有任何明显优势;潮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,但由于交通和宣传等各方面原因,依然差强人意;转型为中国玉都的揭阳,作为奢侈品的玉器并不稳定,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。
近年来,关于汕潮揭三市合并的声音又开始频频传出,但究其根本,合并就能真正解决潮汕地区的经济困境,让其重现辉煌吗?
这个问题的答案,恐怕不会那么简单。
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,潮汕是个特别的存在。虽处东南一隅,却举国皆知:这里不仅走出了李嘉诚、黄光裕、马化腾等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,顶尖富豪更是比比皆是,如华人置业的刘銮雄、宝能集团的姚振华、星河控股的黄楚龙等。
潮汕人不仅在国内牛气,还将业务延伸到了世界各地。在泰国,整个国家的经济,几乎都被潮汕人所垄断,陈弼臣、谢国民、苏旭明3位潮商,先后登上泰国首富的宝座;在新加坡,“涂料大亨”吴清亮多次蝉联新加坡富豪榜;除了东南亚,包括欧洲、加拿大等地,华人首富亦出现过潮汕人的身影。
要知道,潮汕地区自古就是“省尾国角”,只有潮州、汕头(经济特区)、揭阳及汕尾4个城市,边缘得不能再边缘,却源源不断诞生了无数商界巨头。
若按正常发展规律来说,潮汕应该财力独霸一方,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。单就2020年广东省GDP来说,潮汕地区可谓惨不忍睹,四市GDP总值占全省比例越来越低,远远落后。
曾经一度,拼搏、团结、精明,被视作潮商成功的底色。高光之下,这些特质的B面难免被忽略,即投机、排外、取巧,直到问题被日渐放大。
可以说,潮汕的衰落,冥冥中早已埋下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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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独特的商业裙带,是把无形的双刃剑
《潮汕赋》中写:“八俊七贤今再现,潮人商贾遍大千。”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断代的大商帮,千年潮商的生命力不可小觑。
从地理位置上来说,潮汕地区(旧称潮州府)三面环山,一面环海,使得潮汕与外界隔离开来,具有很强的孤立性。
虽说耕地少而涝灾多,潮汕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。特殊的自然环境下,潮汕人顺理成章地走向海外贸易,以求谋生。
但哪里有商船,哪里就有海盗。从明朝初年到晚明,海盗日益猖獗,潮汕人饱受其苦,在海防不牢的时代,想要自保,唯有团结。
最终,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宗族,成了反击战的天然力量,且防务收效甚大,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中,潮汕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处于正向状态。于是,利用宗族抵御外部风险,成了潮汕人牢记的生存策略。
除了规避灾祸,宗族最核心的作用在于“做生意”。潮商起步的年代,市场尚不健全,宗族内牢固的家族关系,无疑是商业伙伴的最佳选择。
此外,宗族还能为潮汕人提供必要的商业资本。潮汕的大部分企业,在旺季来临需要增资扩产时,第一时间并不是前往银行办理贷款,而是直接找本村宗族组织的标会渡过难关。
背靠整个宗族势力,做起事来自然如虎添翼。以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为例,其在创办国美初期,以及后来成功争夺国美控制权,正是借助家族集资的力量。
再说到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万宝之争”,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收购万科股票时,各地潮汕会长毫不避讳公开表示支持,前后历经五次大反转,足见潮汕商人抱团之厉害。
然而,凡事都有两面性。依赖宗族关系文化的另一个结果是,潮汕地区社会、政府和市场充斥着家族化和血缘化,潮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,裙带关系成风,腐败大量滋生。
曾是广东揭阳“金名片”的康美药业,就酿出了A股史上最大造假舞弊案。2018年底,证监会日常监管时发现,康美药业财务报告真实性存疑,当即开展立案调查。
乱了阵脚的康美药业只得披露公告,称公司账实不符,各项差错金额合计903.01亿元,货币资金凭空蒸发近300亿元。
惊天大雷被曝出后,负面新闻接踵而来,康美股价暴跌,股民哀鸿遍野。而就在康美药业崩盘的同时,还有多家本地股票一起暴跌且走势相似,比如皇庭国际、盛迅达、达安基因等,实控人均是潮汕籍,相互之间业务还有重叠,业内调查认为,这几只股票正是由潮汕帮联合坐庄操纵。
此后的调查也证明,康美药业从上市之初起就猫腻重重。2000年至2015年,创始人马兴田先后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、广东省委原书记万庆良、广东省食药监局原处长蔡明等,令其为康美大开方便之门,内幕交易让人唏嘘。
康美药业的丑闻,不过是潮汕经济的缩影之一。此前,潮汕还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特大“骗税案”。
2000年8月,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潮阳、揭阳普宁,一个巨大的黑洞呈现在公众面前:潮阳、普宁的1000多户出口企业,竟有98%以上存在违法犯罪。据不完全统计,两地共虚开增值税发票8.8万本,虚开税额223亿元,涉嫌骗税42亿元。
精明过头的潮汕人,在播撒着“灰色经济”的种子,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,也透支着自身的信用。
02
机关算尽万事空,潮汕企业发展堪忧
玩火必自焚,市场的反击是迅速而残酷的。
据新华社报道,汕头“骗税案”案发后,全国共18个地区向所属企业下发通知,提出不和汕头、揭阳做生意,不少属意汕头的企业连夜外迁,汕头的招商引资工作近乎搁置。
更为严重的是,由于这场风波影响了半个中国的经济秩序,“潮商”这个曾经的金字招牌成了“过街老鼠”,连守法的企业也跟着一块倒霉,倒闭潮随即蔓延开来。
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中最为发达的汕头,从此一落千丈。2000年,汕头被厦门赶上并甩开了一段距离,当年汕头的GDP为476.97亿元,厦门为501.87亿元;2006年,汕头又被珠海赶超,该年汕头GDP为737.38亿元,珠海则为753亿元。
到2020年,深圳、厦门、珠海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7670.24亿元、6384.02亿元、3481.94亿元,汕头仅为2730.58亿元,差距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诚然,潮汕人天生对商业敏感,且整体成功欲非常强烈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技术出身,只得跻身于陶瓷、电器、服装、加工贸易等门槛并不高的行业,因而普遍缺乏工匠精神,鲜有竞争壁垒。
野心驱使下,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换取高收益,A股上市便成了上上之策。典型如群兴玩具,公司年景最好时,年利润不过5000多万,玩具停产反而一个壳都能值几十亿,钱来的如此容易,谁还愿意坚守处于红海的主业。
在一系列拼命式的补税、冲业绩等花样手段下,成功上市后的潮汕多家本土公司,便迫不及待玩起了资本游戏。
金刚玻璃连收购对象都没有准备好,就欲趁大牛市收割韭菜;文化长城收购完成迟迟不给钱,微型供应商却占用公司巨额财产;太安堂大兴土木打造旅游小镇,账上累积了20多亿固定资产,却在年报业务中对旅游产业只字不提。
越是急功近利,越是欲速不达。因为收购计划最终未获审批,加上管理层无心经营,如意算盘落空的金刚玻璃持续高开低走,不仅股价跌破发行价,业绩更是连年亏损,多名董事因信披违规被刑拘调查。
大跃进的太安堂自食苦果,债台高筑。2017年时,太安堂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仅为7695.52亿元,却拿出了3.40亿元投资特色小镇;2018年度,潮州市太安堂小镇投资有限公司亏损2154.28万元,太安堂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确认了431.30万元的投资损失。
今年4月,太安堂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,预计当期归母净利润亏损5900万元~6800万元,亏损原因是“经营资金投入不足,销售收入下滑,而固定性费用及财务费用居高”。
慌不择路的太安堂,只得频繁质押、减持股权来求得生机。就在最近,太安堂发布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,出售医药电商“康爱多”47.35%的股权,即便如此,太安堂也再难回到巅峰。
据菜头才财经统计,如今潮汕本土46家A股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,只怕连“胶几人”(方言:自己人)都看不过去——造假、卖身、巨亏,剔除10家上市时日尚短的,有24家自上市至今、或超10年股价未涨,真实演绎“上市即下坡”的反转剧情。
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极致的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风气下,潮汕的大起大落,几乎是必然结局。
03
劳动力流失严重,后劲不足前途难料
雪上加霜的是,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《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》中,潮汕四市已沦为三线乃至四线城市。
城市活力缺乏又带来恶性循环,劳动力迅速流失。以揭阳为例,2020年末,揭阳户籍总人口711.19万人,人口普查常住人口557.78万人,比2019年末的常住人口(610.50万人)少8.6%,也就是超50万人。
与之对应的,是如火如荼的“全国抢人战”,随着生育率的连年降低,人口结构日渐失,争取现存劳动力,成为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。
人口是基本面,人才是动能,人才多,发展更高效,倘若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才,就要拼人口基数,否则就是坐以待毙,这种生存压力,是悬在潮汕地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即便潮汕能者再多,也架不住牛人总爱往异地谋财。因为和深圳离得近,很多潮汕人涌过去捞世界,在深圳有300多万潮人,占了整个深圳人口的近四分之一。
有数据显示,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,有近40%为潮汕人所投资,而在深圳早期的房地产界,潮汕籍企业家也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深圳地产圈的“江湖地位”。
然而,自相矛盾的现象是,潮商大佬们却鲜少在本土有实质性的投资反哺行动,大多是慈善捐款,如修建学校、医院、祠堂等。也许,从实际角度考量,在他们眼里,“故乡”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回报地。
倒是有个不为大众熟知的插曲,李嘉诚曾试图大举投资过潮汕地区。早在90年代,李嘉诚在汕头建了3个发电厂,但这个电力项目却闹得差点对簿公堂,李嘉诚还想过建设汕头的安居工程,最后却是撤资收场。
复盘潮汕经济,汕头有仿制服装、化工塑料等传统优势产业,但这些产业发展至今,仍没有任何明显优势;潮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,但由于交通和宣传等各方面原因,依然差强人意;转型为中国玉都的揭阳,作为奢侈品的玉器并不稳定,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。
近年来,关于汕潮揭三市合并的声音又开始频频传出,但究其根本,合并就能真正解决潮汕地区的经济困境,让其重现辉煌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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