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人经常在感叹，中国的长寿企业很少。
前几年，有一个很出名的统计，由专家学者专门进行，在日本，寿命超过100年的长寿企业，高达20000多家，高达200年的，有3000多家；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的百年老店多达1000多家；而中国，超过150年老字号的百年老店，只有不到10家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.5年，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-8年。
不得不说，百年企业的出现，他不仅仅是几代优秀企业家努力的结果，还是现实中社会环境的产物，现在中国所谓的百年老店，大多数还并不是名符其实，比如同仁堂。
一九零七年，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乐达聪在济南魏家庄创建宏济堂，与北京“同仁堂”、杭州“胡庆余堂”并誉为中国“三大名药店”。
198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。
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。
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，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。
1979年同仁堂厂、店牌号得以恢复。
历史我们不必评说，但其曲折蜿蜒的故事，还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环境，更容易诞生更多的百年企业呢？
远离内战
任何战争对经济都是具备有破坏性的，但我为什么只是说要远离内战呢？
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
是他的设备，是他的资源，是他的管理团队吗？
不是，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资源，就是企业家本身。
在外部战争中，企业往往还会成为国战中的战争资源供给方，成为政府保护的重要目标，并不一定就受到毁灭性的影响。
而内部战争就不一样了。内部战争，是在一国之内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战争，这种战争的残酷性甚至要远超外部战争。
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战争中进行站队、立场选择，企业家也不例外。
而企业之目的，就是扩大市场，尽可能地服务于所有人，当企业家被迫站队时，那他的消费者群体都需要进行选择和判断，这就让企业的业务规模迅速减少。
更为残酷的是，内战中企业家支持任何一方，都将导致自身巨大的风险。
这种风险不仅仅是财产的风险，业务的风险，更多的是肉体上的风险。
当内战结束后，无数企业家被迫远走他乡，重新再来，甚至不再从商，选择淡泊人生。而失去了企业家的企业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再庞大的资产也可能就是一堆废铁。
今天世界上依然有烽火连天的内战国家，在这里，不要说百年企业，就是企业家都是极其罕见的。
内战是对企业家群体最大的一种破坏力，所以，我将其列为破坏企业经营环境的第一条。
预期稳定
一个企业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，并长期占有市场份额的呢？
我们先来看，企业家的行为是被谁所决定的？
是由消费者。消费者通过手上的钞票进行投票，选择哪一些企业能存活、哪一家企业要倒闭。
企业必定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，才可能被消费者所选择。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，他们追求价格更低、品质更高，服务更好、效率更高。
不用说激烈竞争的环境，甚至企业只是独家买卖，他为了扩大市场份额，也必须不断地提升效率，以生产出更廉价品质更好的产品。
给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，才能让企业长期投资，立足长远，培养人才，投资研发，最终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发动机。
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环境
时间偏好是什么意思呢？
通俗地说，时间偏好就是在说，现在要，还是以后要。
打一个比方说，大家都认为明天就世界末日了，这时人的时间偏好就是非常高的，所有的财富都会消耗一空，没有必要考虑将来了。
而企业家愿意牺牲当前消费，将储蓄用于投资生产，期望未来有回报，这就是时间偏好低。
时间偏好往往体现在人们如何对待储蓄上。时间偏好低的社会，储蓄率高，人们往往将钱存起来，以应对未来的消费需要和风险，时间偏好高的社会，储蓄率低，人们往往很少存钱，大量负债。
利息，就产生于时间偏好。
如果我选择晚一点消费，进行储蓄存在银行，那有人借你的钱去淘宝买东西，他就需要支付利息给你，我晚一点消费就需要有补偿，你早一点消费就要付出代价。
利息是资金的价格，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，利率就会比较低，而一个时间偏好高的社会，利率就会比较高。
而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有很多。
比如政治。
这种群体性的时间偏好升高，其典型代表就是政府滥发货币。
我们说，无恒产者无恒心，当未来价值对现在很低时，那人们就会倾向于现在将价值消耗殆尽。
如果我们认为私有企业会试图最大化收入，会投资未来，而不是像一个动物一样吃光用光，当社会公有程度增加时，吃光用光，就是一个容易观察到的现象。
翻开中国的历史书，中国古代历朝皇帝在开朝时，总是会使用休养生息，轻傜薄赋的手段来恢复战乱后的生产力，相反，在朝代面临灭亡之际，则不惜一切代价榨取民力，这就是一种时间偏好上的变化。
皇帝也知道，只有事前的产出，才有征税的空间，如果一切都被征税完毕，那所有的生产都将停止，又何来的产出呢？
所以，古代史当中最疯狂的劫掠都发生在战争时期，因为朝不保夕，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，自然时间偏好就低了，也不需要考虑长远，先活下来再说。而一旦政权稳定，面临稳定的未来，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减少劫掠。
利率上升，就代表着个人行为短视，那对于企业来说意义何在呢？
当一个储蓄率不断下降的社会，意味着资本的枯竭，意味着行动的短视，哪怕是企业家，也会提高其时间偏好，用利润去享受而不是继续投资。
企业家不但面临着高利率下的扩大生产积极性的打击，他们还面临法币制造的商业周期的痛苦。
通货膨胀来临时，企业家误以为繁荣已来临，因为消费大涨，突然增加，企业加大迂回生产程度，向上游投资更多，生产更多的资本品。但当投资落地，开始生产时，却发现，这一切繁荣不过是法币通膨制造出来的短期繁荣罢了，订单消失，投资亏损，银行催贷，甚至大量破产。
在商业周期倒下的企业不计其数，更多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企业。
总而言之，百年企业，是企业家精神代代传承的结果，是一个政治稳定，产权稳定，预期稳定，时间偏好不恶性偏高社会的必然结果。
社会的变化，最终由大多数民众的观念决定，企业家最应该观察的指标，并不是政策，而是民间观念变化的方向，因为一切变化，都将由观念决定。
前几年，有一个很出名的统计，由专家学者专门进行，在日本，寿命超过100年的长寿企业，高达20000多家，高达200年的，有3000多家；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的百年老店多达1000多家；而中国，超过150年老字号的百年老店，只有不到10家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.5年，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-8年。
不得不说，百年企业的出现，他不仅仅是几代优秀企业家努力的结果，还是现实中社会环境的产物，现在中国所谓的百年老店，大多数还并不是名符其实，比如同仁堂。
一九零七年，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乐达聪在济南魏家庄创建宏济堂，与北京“同仁堂”、杭州“胡庆余堂”并誉为中国“三大名药店”。
198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。
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。
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，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。
1979年同仁堂厂、店牌号得以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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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现在的同仁堂集团，是一家拥有10家公司（包括两家上市公司）、两个生产基地、两院（同仁堂研究院、同仁堂中医医院）、两中心（同仁堂信息中心、同仁堂培训中心）的大型国企，横跨现代制药业、零售药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，员工人数超过2万人。
历史我们不必评说，但其曲折蜿蜒的故事，还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环境，更容易诞生更多的百年企业呢？
远离内战
任何战争对经济都是具备有破坏性的，但我为什么只是说要远离内战呢？
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
是他的设备，是他的资源，是他的管理团队吗？
不是，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资源，就是企业家本身。
在外部战争中，企业往往还会成为国战中的战争资源供给方，成为政府保护的重要目标，并不一定就受到毁灭性的影响。
而内部战争就不一样了。内部战争，是在一国之内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战争，这种战争的残酷性甚至要远超外部战争。
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战争中进行站队、立场选择，企业家也不例外。
而企业之目的，就是扩大市场，尽可能地服务于所有人，当企业家被迫站队时，那他的消费者群体都需要进行选择和判断，这就让企业的业务规模迅速减少。
更为残酷的是，内战中企业家支持任何一方，都将导致自身巨大的风险。
这种风险不仅仅是财产的风险，业务的风险，更多的是肉体上的风险。
当内战结束后，无数企业家被迫远走他乡，重新再来，甚至不再从商，选择淡泊人生。而失去了企业家的企业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再庞大的资产也可能就是一堆废铁。
今天世界上依然有烽火连天的内战国家，在这里，不要说百年企业，就是企业家都是极其罕见的。
内战是对企业家群体最大的一种破坏力，所以，我将其列为破坏企业经营环境的第一条。
预期稳定
一个企业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，并长期占有市场份额的呢？
我们先来看，企业家的行为是被谁所决定的？
是由消费者。消费者通过手上的钞票进行投票，选择哪一些企业能存活、哪一家企业要倒闭。
企业必定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，才可能被消费者所选择。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，他们追求价格更低、品质更高，服务更好、效率更高。
不用说激烈竞争的环境，甚至企业只是独家买卖，他为了扩大市场份额，也必须不断地提升效率，以生产出更廉价品质更好的产品。
给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，才能让企业长期投资，立足长远，培养人才，投资研发，最终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发动机。
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环境
时间偏好是什么意思呢？
通俗地说，时间偏好就是在说，现在要，还是以后要。
打一个比方说，大家都认为明天就世界末日了，这时人的时间偏好就是非常高的，所有的财富都会消耗一空，没有必要考虑将来了。
而企业家愿意牺牲当前消费，将储蓄用于投资生产，期望未来有回报，这就是时间偏好低。
时间偏好往往体现在人们如何对待储蓄上。时间偏好低的社会，储蓄率高，人们往往将钱存起来，以应对未来的消费需要和风险，时间偏好高的社会，储蓄率低，人们往往很少存钱，大量负债。
利息，就产生于时间偏好。
如果我选择晚一点消费，进行储蓄存在银行，那有人借你的钱去淘宝买东西，他就需要支付利息给你，我晚一点消费就需要有补偿，你早一点消费就要付出代价。
利息是资金的价格，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，利率就会比较低，而一个时间偏好高的社会，利率就会比较高。
而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有很多。
比如政治。
这种群体性的时间偏好升高，其典型代表就是政府滥发货币。
我们说，无恒产者无恒心，当未来价值对现在很低时，那人们就会倾向于现在将价值消耗殆尽。
如果我们认为私有企业会试图最大化收入，会投资未来，而不是像一个动物一样吃光用光，当社会公有程度增加时，吃光用光，就是一个容易观察到的现象。
翻开中国的历史书，中国古代历朝皇帝在开朝时，总是会使用休养生息，轻傜薄赋的手段来恢复战乱后的生产力，相反，在朝代面临灭亡之际，则不惜一切代价榨取民力，这就是一种时间偏好上的变化。
皇帝也知道，只有事前的产出，才有征税的空间，如果一切都被征税完毕，那所有的生产都将停止，又何来的产出呢？
所以，古代史当中最疯狂的劫掠都发生在战争时期，因为朝不保夕，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，自然时间偏好就低了，也不需要考虑长远，先活下来再说。而一旦政权稳定，面临稳定的未来，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减少劫掠。
利率上升，就代表着个人行为短视，那对于企业来说意义何在呢？
当一个储蓄率不断下降的社会，意味着资本的枯竭，意味着行动的短视，哪怕是企业家，也会提高其时间偏好，用利润去享受而不是继续投资。
企业家不但面临着高利率下的扩大生产积极性的打击，他们还面临法币制造的商业周期的痛苦。
通货膨胀来临时，企业家误以为繁荣已来临，因为消费大涨，突然增加，企业加大迂回生产程度，向上游投资更多，生产更多的资本品。但当投资落地，开始生产时，却发现，这一切繁荣不过是法币通膨制造出来的短期繁荣罢了，订单消失，投资亏损，银行催贷，甚至大量破产。
在商业周期倒下的企业不计其数，更多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企业。
总而言之，百年企业，是企业家精神代代传承的结果，是一个政治稳定，产权稳定，预期稳定，时间偏好不恶性偏高社会的必然结果。
社会的变化，最终由大多数民众的观念决定，企业家最应该观察的指标，并不是政策，而是民间观念变化的方向，因为一切变化，都将由观念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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